挑战：人才短缺、数据割裂、模型不可用

随着卫生技术评估从自选动作，有可能逐步转变为必选动作，多位受访专家认为，这将带来多重挑战。

首先，我国卫生技术评估人员不足、机构缺乏，这直接影响到评估报告的数量和质量。宣建伟说，如果把有限的药物经济学、卫生技术评估力量，集中用在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评估，基本够用，但如果一下子铺开来，连基本药物也要进行评估，人手就不够了。

对此，国家卫计委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发起了国家卫生技术评估网络，针对各地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，在全国开展巡回式、实操性培训。而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（复旦大学）已经向参加中国卫生技术评估论坛的的28个省市对HTA感兴趣的代表进行了卫生技术评估的培训或宣传，其中包括人社局、大学、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等的代表。

其次，国外的卫生技术评估模型，不宜在中国直接套用。比如，国际主流的药物经济学提出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，通常采用三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，这体现了社会为多获得一个生命质量调整年（QALY）而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。然而，人社部相关专家表示，中国如何参照三倍人均GDP的标准，目前已上市的所有肿瘤药物，基本都在这一范围内，“价格谈判还谈什么谈？”

美国杜兰大学全球健康管理与政策系施李正教授表示，成本效益分析（CEA）只是创新药物评估诸多维度之一，而“3倍人均GDP”只是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建议，不是强制性标准。什么样的肿瘤药价格才被中国患者和医保管理者接受，这需要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中，通过一轮轮的价格谈判予以确认。对于孤儿药、肿瘤药等临床急缺、技术领先、整体社会价值较大，可以考虑放宽定价模型。

最后，卫生技术评估（HTA）作为决策工具，大部分情况下，局限在课题研究层面，与卫生技术管理（HTM）脱节。参会知情人士透露，截至目前，卫生技术评估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卫计委科技教育司、医政医管局，而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主管部门是国家人社部医疗保险司，两部委并未完全建立数据共享的体制机制。对此，2015年，国务院印发的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》指出，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。

陈英耀建议，卫生技术评估需要政府主导支持，但也要避免政府“大包大揽”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卫生技术评估。通过市场化机构出具卫生技术评估报告；甚至允许参评创新技术和产品所在企业自行出具评估报告，并由立法授权的第三方机构——卫生技术评估管理机构——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核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经费应当来自公共经费渠道，并将审核结论，作为卫生技术管理决策的有力依据。

原标题：独家 | 技术评估卡位“卫生基本法”，创新药迎强势把关人

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。